焦炭 后市还有一跌？

内容摘要：　纠纷双方当事人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角色，所有活动都应当围绕着如何组织双方友好协商、最终达成和解为目的，调解人的任务就是组织、协调纠纷双方实现这一目标。

纠纷双方当事人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角色，所有活动都应当围绕着如何组织双方友好协商、最终达成和解为目的，调解人的任务就是组织、协调纠纷双方实现这一目标。

〔28〕上述无形资产的类别主要涉及到知识产权,但并未涵盖知识产权类别的全部。知识产权与无形财产权虽有产权意蕴,但与西方法律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产权概念是有区别的。

无形资产是我国经济界的热点问题,其资产项目多涉及各类知识产权。〔9〕 就物与财产的概念外延来说,只有广义上的物才与财产类似。我国民法也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产这一概念,如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此处的财产显然指物。他承认,此类占有虽可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所以理智上对于它的法律性质感到困惑。一定对象的产权在每一瞬息时间内只能属于一个人(或一定范围的人——共有财产),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则不限人数,因为它可以无限地再生。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如果不失原意翻译的话,应为知识(财产)所有权;而无形财产权-----(IntangibleProperty)循上述规则,似可译为无形(财产)所有权。严格地讲,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实施行为的界限与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绝对化，要兼顾，要考虑两方面的利益和情况。

二是公民也不习惯和政府官员一起共事。如果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那么这些规范就叫硬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研究人权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人权是和民生连在一起的，研究人权首先要研究民生。

但中国死刑案件整体数量是在减少，整个趋势是下降的，每个死刑判决也都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其中，一种意见是提高审级，在人财物管理上也更容易摆脱地方干预。

公权力和公民个人这两者的力量很不平衡，一个非常强势，另一个弱势，对弱势方一定要激励，多给一些有利的条件。后来随着理论的发展，我们认识到双方虽然有对立，但是也可能有合作，我们主张行政主体和相对一方要多沟通、多合作，因此又有了协商机制。《行政诉讼法》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事案件谁告谁都可以，因为是平等的，行政案件的话，只有民可以告官，官不能告民，没有告的权利，所以，首先在这方面要给公民足够的权利。我觉得，西方国家讲人权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即他们总是从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矛盾、从个人权利对抗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讲，所以讲人权就一定要反对国家权力，这与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这本书里面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一是尝试着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来构造一个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而且即使在西方，这种控权论也在发生变化。实现平衡的机制，一个是激励，另一个是制约，后来再加上一个协商，实际上是有三个。我认为，在当前的环境背景下，更多地应强调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互动合作，这样才可以扩大公共利益，实现共赢。

即使是自己分管的，也不可能每个案子都很清楚。立案了，但是不开庭，开了以后也不结案，结案了又执行不了，一系列的问题。

平衡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反合法性、合理性两大原则，实际上，没有原则也无法实现平衡。今年根据计划可能还要再建立三到五家，这不仅仅是说给它挂一个牌，主要还是国家给予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

二是尝试着以平衡论作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全国人大有很多成文或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政协的行为规范有的是以文件形式，有些是以惯例形式体现出来，像政协与人大每年基本上同一时期召开会议、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的做法等，这些都属于软法研究的范围。当时我们软法出来以后，社科院法学所有一位同事见到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搞颠覆啊，我说颠覆什么？他说你们把法的概念都颠覆了，我说，不是颠覆，而是对法的概念进行补充、修正，不这样做没办法扩展，新的思路起不来。我们对平衡理论的认识也是逐步展开的，也参考了别人的提法，但发现国内外都没有完整的理论观点。罗豪才：关于人权问题最近凤凰卫视吴小莉女士采访过我，在《问答神州》这个栏目播出，反响还不错，网上点击率比较高。罗豪才：大量规范性文件一般不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属于软法范畴，我们应该把它纳入法的范畴来理解、来对待。

这个看法是有一些片面性的，人权最早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提出来的，但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大陆法系国家管理论是很突出的，如法国的传统是政府权力很大，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两家都有调整，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对我们也有启发，即不能完全偏向一方。

  出处:《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第14-23页。但是中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来。

这种思维逻辑，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当中并不少见。当时我国大多行政法学教材体系的构成模式，首先是由绪论或称导论部分阐述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然后主要分行政行为和监督行政行为两部分，再加上行政责任和行政赔偿等章节，具体阐述有关内容。

我还是倾向于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观念、人权的政策、人权的制度法律等问题，这样更便于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中法评》：您能更深入地谈一下制度方面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法缺少独立性，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 罗豪才：我们的宪法设计，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下面的行政和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分开，并且是平起平坐的。我觉得现在经过了20 多年，随着形势的发展，确实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在20世纪70 年代末，我和另外两个学者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

当年我们关注过的公共治理问题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跟当下提出的国家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人权教育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还要多补课、普遍地补课，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

对两方都要激励，都要制约，但是重点不一样。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也是麻烦的事，要协商好也不容易。

作为软法，同样要注意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这对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维护法律尊严是必要的。学术上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学术需要争鸣，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

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政协的章程、党派的章程、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章程和社团的章程等，这类规范很多，也很复杂，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比如说，因为行政诉讼中大部分案件是告县政府的，在县级法院来审理就有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于是有些学者就说希望借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把审级往上提一级，您觉得实际上具备可行性吗？ 罗豪才：有人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起点。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软法本身并不会使治理变得更随意、更容易，相反，从实践角度来看，对管理者来说，软法之治并不见得是更容易，而是要求更高了，可能还要更麻烦一些。从软法角度来看，法治社会的治理规范基本上都属于软法，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的治理规范是属于硬法还是软法则要具体分析。

平衡论的形成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个团队，围绕平衡论已经形成了我国行政法、公法学界的一个学派。控权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强调控制国王，控制封建王权，主张right 要高于power，要控制power。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实施过程应该要多协商、更民主，不能一家说了算。自2008年起，中国人权研究会已连续参与主办六届北京人权论坛，广邀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目前论坛已经成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人权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国际平台，成为国际人权多边交流的一个品牌。

关于人权进步的表现，第二点应该是人权立法方面。《中法评》：您也是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会长，最后，我们就来谈一下您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吧。